他對中國油畫發展的貢獻可以說是裡程碑式的。正如陳丹青所說：“在當代藝術喧囂岐異的近二十年，他沉潛自適循規蹈矩，追摹西洋先師的寫實手法，畫人體，畫肖像，畫風景”
在北京朝陽區高碑店，一個有著褐紅色大門的院落，遠離市區的喧囂，低調而隱蔽。但在很多藝術家心目中，這卻是一座神聖的藝術殿堂，它就是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油畫院。記者在這裡見到了楊飛雲先生，他帶著一副眼鏡，儒雅親切，氣質如同他的作品一樣，沉靜、開闊而深邃。
作為中國寫實主義油畫的代表人物之一，楊飛雲不斷地將自己古典繪畫的風格進行延伸，為中國油畫注入深厚的東方積澱。而作為中國油畫院的院長，他也為中國油畫教育的未來傾注心血，踐行著自己的理想。
“文藝座談會是今后工作的有力支撐”
我們採訪的話題從備受關注的文藝工作座談會開始。10月15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由習近平總書記親自主持的這場座談會被稱為自72年前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中國最重要的文藝盛會”。作為出席會議的72位文藝工作代表之一，楊飛雲談起這場座談會時，仍感到非常激動和振奮。
楊飛雲說，習主席講到，中國精神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這種提法是全新的發展，為文藝確立了更深的傳統根基。這也啟發我們：社會主義文藝要與時俱進，但更要立足本根，和我們優秀的傳統結合起來進行發展。
“從習近平主席的講話中，也可以看出他對當今文化的現狀有很強的憂患意識，對於一些浮躁、混亂、庸俗的文化，沾染銅臭氣，成為金錢奴隸的文化毫不留情地進行了批評。講到這一點時，我作為一個文藝工作者和在場的各位，都特別有共鳴。”
“還有很深的一點感受是，”楊飛雲說：“在他的講話中，人民性始終是一條主線。他講到，文藝家是塑造靈魂的工程師，文藝工作者應該牢記創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務，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堅持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離開人民就成了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我認為，他所指的人民性，是指所有偉大的文藝作品都是能夠和人民產生共鳴，讓人的靈魂經受洗禮，因而才能流傳久遠。”
楊飛雲說，自己可以感受到習近平的這番講話有很強的針對性，對文藝本身的規律和核心價值做了非常透徹、鮮明的闡述，很多話直指核心，對文藝工作者來說，是今后工作的引領和有力支撐。“自己感到既振奮，也有很強的責任和使命感，我們畫出來的畫，能不能代表這個時代最好的東西，能不能留存下去、感染人？這都是我們要認真思考的。”
愛畫熟悉的人
楊飛雲的油畫作品是以純淨的古典主義而享譽畫壇的。細觀他的油畫，似乎每一幅都色彩庄重，格調高雅，氣息唯美。他的筆觸細膩圓潤，從容自如，在看似平凡的日常人物場景中，表現出一種永恆的品質。人物的眼睛是他精心刻畫的部位之一，它們通常大而明亮，流露出“充滿希望和憧憬的目光”。尤其是女性，目光中透出的恬淡、溫婉，令人印象深刻。
楊飛雲喜歡畫熟悉的親人和朋友，從朝夕相處的人們身上，他捕捉到舉手投足間細微的美感，這些普通人在他筆下變得光彩照人，飽滿生動。他曾經說過，“假如一位色彩和形體都很好的異鄉人和一位普通的朋友都願做我的模特兒，那我一定畫我的朋友，這樣對心靈和情感有益，似乎也能表現得深刻而親切。”
眾所周知，楊飛雲最著名的模特是夫人芃芃，從少年時期就被他用畫筆描摹，成就一段藝術佳話。他很多廣為流傳並獲大獎的作品，畫的正是夫人。“她的形象很適合畫出一種東方的美感，我又想創造一種東方美的典型性，所以就畫她。當時也畫了很多別的畫，但是偏偏畫她的畫都獲獎。”楊飛雲笑著說。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閱歷的增長，楊飛雲創作的題材也愈加廣泛。除了美麗純淨的少女，他筆下也開始出現男性、老人和風景畫，也越來越透出濃重的生活氣息和現實意味，這也記錄了他內心的成長軌跡。“可能年輕的時候畫東西更加追求表現一種青春、美好，而現在有的時候喜歡畫老人，畫那個生活痕跡。通過他們體現深刻，體現一種對人生的特殊認識。在未來我可能會越來越回歸到更加質朴，現實裡面更加有深刻性的、親切的東西，表現更多精神性和品格上的東西。”
藝術伴隨成長
生長在內蒙古草原的楊飛雲，從小就和藝術相伴。他的父親是一位鄉村教師，教音樂、美術。父親教學生畫畫時，楊飛雲也總是跟在旁邊，在課本和作業本上涂涂畫畫。而他的母親則是一位剪紙高手，每逢年節，母親總是受邀為村子裡的人家做窗花剪紙。父母的耳濡目染，讓他從小就對藝術萌生出一種親近與熱情。
12歲那年為看毛主席像，他與小朋友騎自行車跑40多裡山路到包頭。當他第一次看到比人還大的彩色巨像，還有人登著梯子往上“刷漆”的時候，頓時著了迷……隨后，他幾乎把所有被畫師扔掉的油彩管都撿回了家，挨個掰開，搜刮裡面的剩顏料，然后學著畫師的樣子，自己畫油畫。
真正的繪畫學習是在“文革”開始后，在艱苦環境中保留下來的幾本珍貴的畫冊，影響了楊飛雲的一生。“一本徐悲鴻的素描，一本達‧芬奇的評傳，還有一本倫勃朗的畫集。”楊飛雲至今仍然記憶深刻，甚至可以毫不費力地回憶起那本畫冊的樣子。“很厚，亞麻布的封面，帶著油墨的味道。由吳作人先生作序，由前蘇聯印刷的。”這本倫勃朗畫集，楊飛雲已記不清楚臨摹過多少遍。
這些書在“文革”時期是十分珍貴的資料，讓他在學畫之初便接觸到最好的示范，他因此了解了什麼是文藝復興，什麼是古典油畫。“可能那些書對我的影響太大了，到現在你要問我最喜歡的畫家是誰，我還是會說達‧芬奇、倫勃朗。”
那時，學校如火如荼地開展政治運動，很多宣傳和美術方面的工作都交給擅長繪畫的楊飛雲做，畫宣傳畫，寫美術字……他的畫作越來越多地受到鼓勵。后來，他被指派負責包頭鐵路局的美術宣傳工作，為專欄畫刊頭畫，為樣板戲畫布景，還為演員化妝，擔任小學美術老師。
“文革”結束后恢復高考，1978年，22歲的楊飛雲考入中央美術學院，成為第一畫室的學生，得以接受正規、系統、科學的學院式美術訓練。在這個令無數人神往的培育中國畫家的搖籃，楊飛雲打下了扎實的古典主義繪畫基礎。他深深痴迷於歐洲古典油畫。那些經典作品，深深吸引著他不斷地“向大師學習”。“我愛古典繪畫，不僅是那種細膩、深邃、單純高貴、嚴謹的樣式，更讓我佩服的是古典大師們那種視藝術事業為崇高神聖事業的精神和嚴肅認真制畫的態度。”
1987年，楊飛雲作品《北方姑娘》在“全國第一屆油畫展”上獲優等獎。1989年，作品《喚起記憶的歌》獲七屆全國美展銀獎……年輕的楊飛雲開始在畫壇初露鋒芒。
堅守古典主義
楊飛雲對中國油畫發展的貢獻可以說是裡程碑式的。正如陳丹青所說：“在文化如此匱乏的時代，他矢志具有高度文化、被籠統稱為‘古典主義’的畫路，猶如皈依宗教，在當代藝術喧囂岐異的近二十年，他沉潛自適循規蹈矩，追摹西洋先師的寫實手法，畫人體，畫肖像，畫風景。”
的確，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當代藝術舞台喧囂熱鬧，各式各樣的新流派粉墨登場，而作為油畫淵源的古典主義藝術卻日益被冷落，被一些人認為“過時”、“落伍”，“藝術價值不高”。
但楊飛雲沒有追趕時代的潮流，而是仍然堅持著畫那些美得一塵不染的古典油畫。2004年，楊飛雲與艾軒、王沂東等人發起成立了“北京寫實畫派”，當時共13人，后來陳逸飛加入其中。在接受陳逸飛的建議后，於2005年3月正式更名為“中國寫實畫派”。
“在成立之初，當時寫實被認為已經是邊緣藝術了，但是我們沒有任何動搖的念頭。”
在楊飛雲看來，寫實繪畫，其實“寫實”並不是目的。正如一些偉大的寫實作品，畫的是神，是耶穌、維納斯、大衛……表現的是一種天人合一的靈性與神性。所以，以形寫神，形神兼備，境界和品格才是目的。
的確，正如評論家所說：“楊飛雲所追求的是古典精神籠罩下的寫實。因此，在寫實的背后，或貫穿於寫實的還有另外一層精神的品質，那就是美的理想，這種美的理想在他的筆下轉換為一種抽象的意蘊，所以他的畫，又具有豐富的抽象特性。”
對於一些所謂的新流派對傳統大放厥詞的做法，在楊雲飛看來其實很無聊。“藝術在於水平的高度，而不在於新舊樣式上的變來變去，樣式可以無窮的豐富，但如果沒水平的話，那個豐富有什麼用呢？”
打造油畫界的“書院”
熟悉他的人知道，楊飛雲的日程表上，主要內容永遠隻有三項：教學、讀書和創作。楊飛雲從美院畢業就一直在從事教育。2007年，中國油畫院成立，楊飛雲被推舉為院長。回想起這7年，讓楊飛雲感覺“好像做夢一樣”，時時痛並快樂著。
對於中國油畫院，楊飛雲用了一個比喻，就像油畫的“生態大棚”，油畫藝術在這個地方可以茁壯生長、少受干擾。他說，自己特別欣賞中國歷史上的書院。“一些學者自行籌款建學舍，把各地的學者聚集起來講學，做學問，同時自己種地，自給自足。我一直覺得那是個理想國，所以在做油畫院的時候也老是想到書院。當然，從性質上來講，書院是‘民辦官住’，油畫院是‘官辦民住’，兩者沒有太大可比性，但這是我個人的情感上的一種向往。”
楊飛雲說，中國油畫院是一個學術平台，讓優秀的有前途的青年藝術家能在這個平台上發揮他們的作用，做好這個服務是自己的理想。“我們做展覽，做研討，做教學，做出版，是為了提高，一是我們自身在油畫藝術的學術水平上提高，然后通過各種活動，發揮一種影響跟引導，達到對社會審美水平的提高。”
近年來，楊飛雲組織了很多學術展覽和研討會，並組織院內的藝術家、學員到全國各地寫生，到國外觀看、臨摹大師原作。除此之外，中國油畫院每年還會在全國舉行多次寫生活動，他一年至少帶隊兩次。楊飛雲一直強調，寫生是一個油畫家必須經常持守的本分，是親近自然、鍛煉畫藝的最佳方式。
在總結自己的繪畫經歷時，楊飛雲曾經這樣寫道：“有一顆仰望的心，才能有一個高的起點。我渴望以自己一顆仰望的心、切切的心，去禮贊存在於萬物生命中的美質。”
對話楊飛雲：
《中華兒女》：不久前習近平總書記親自主持召開的文藝座談會備受關注，您能講講這次座談會的情況嗎？
楊飛雲：我是10月13號接到通知的，當時正在德國。第二天回到北京后，趕往京西賓館報到。之后我們得知，這場座談會是由習主席倡議發起的，籌備了有多半年的時間。會議開門見山，沒有任何介紹，開始就由習主席親自主持，安排得也很緊湊，有7位代表發言，之后習主席發表了兩個小時的講話。他中間多次脫稿，結合他自己的人生閱歷，接觸文藝的經歷，跟大家互動，現場的講話非常精彩，氣氛也很熱烈。會議結束的時候已經12點40了，他和在場的每位代表一一握手，表達問候。
《中華兒女》：這場座談會，具體到您中國油畫院的工作，對您有什麼樣的啟發？
楊飛雲：我認為前一段時間社會在文藝上更突出了它的產業化和娛樂、消費的功能，忽略了它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價值功能。所以習主席這次座談會上特別強調了文化藝術的精神價值和它塑造人、改變人、升華人的積極價值。“失去精神追求的民族會魂無定所，行無依規”，說的很到位。
我們藝術研究院，研究藝術的規律、技法等等，這都是表達上的部分，那麼表達什麼呢？我們始終應當清醒：不管藝術表現的工具與技能發展到什麼程度，人類追求真、善、美的核心價值是不會變的，向上追求真理的大情懷、正能量是不會變的。我們應該高揚真、善、美的核心價值觀，去創造代表這個時代並具有先進精神的健康藝術。所以，習主席的講話對我們藝術研究院、油畫院所做的工作，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支撐。接下來最重要的是，怎麼能夠以具體的措施落實、行出來，而不單單是“口號式”的傳達。
《中華兒女》：您最初為什麼選擇了寫實油畫這條路？
楊飛雲：寫實油畫是我們那個時候能接觸到的最新的東西。過去的中國繪畫，沒有像油畫那麼寫實，雖然宋以前有一些具象的畫法比如工筆，但油畫對中國文化來說是全新的。油畫經過西方人幾百年的發展，有非常強的表現力。而且寫實比起抽象，應該說更能直接勾起人的共鳴。所以，對我來說寫實油畫不是一種選擇，而是興趣裡面自然生成的。第二就是它有用，當時由於政治宣傳的需要，畫宣傳畫以及工農兵的創作等等，它的實用性強。我個人正好處在這樣一個時間段，我如果是出生在一百年以前，我可能就畫山水畫，但是我出生在上個世紀的50年代中期。那個時候中國的社會需要也好，整個社會倡導也好，寫實油畫是當時的文化格局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中華兒女》：油畫是起源於西方的一種藝術形式，但您的很多人物作品中都表現了東方女性的美，在這方面您是怎麼去嘗試的？
楊飛雲：油畫只是一種表現工具，就好像電影、戲劇、話劇、攝影都是一種表現工具。這個工具是600多年前西方人發明的，在西方文化的歷史上積累了幾百年，所以創造出西方文明的一種格局和特點。中國人學的時候，就覺得那是西方人的。其實油畫最早在弗蘭芒出現,后來在意大利，再之后在西班牙，19世紀才在法國。每一個民族把這個畫法拿過來，都創造了他們自己的特點。意大利和德國，19世紀和17世紀的特點都是不一樣的。中國人拿到油畫的那一天，從徐悲鴻、李叔同等畫家拿過來畫油畫，一看就是中國人的作品，因為他們的情感、思想、審美、特點、個性不一樣。所以大家說，你學的是西方的古典繪畫，如何表現東方的美感？就算你讓我畫西方的美感，我也畫不出來。就像有些西方畫家畫中國人，都畫的不很東方，一看就是外國人畫的東方人，這是在骨髓裡的，而不是樣式上的一種東西。
《中華兒女》：現在很多畫家也在技法上和材料上嘗試油畫跟國畫的結合，做了很多嘗試，對此也有很多反對的聲音，您怎麼看這樣的嘗試？
楊飛雲：打通也是一種拓展，就相當於木種嫁接一樣，蘋果和梨樹嫁接叫蘋果梨。但這只是嫁接出來的一個物種，真正的物種不能丟失。我們說畫一種油畫和版畫的嫁接，叫油版畫，但是它取代不了油畫和版畫，是吧？不能有了蘋果梨就不要梨和蘋果了，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另外一些畫家想通過這種方式創造一種新的可能，但這種新可能不是方式、樣式上能夠解決的。比如說中國畫的樣式是由中國畫的材料發展出來的。軟筆、宣紙和發散的墨水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一種繪畫的效果，有好多人用油畫來畫這種效果，就好象用鋼琴去演奏一個馬頭琴，看看能不能模仿出來，能有那個感覺，但這不是它的長處。人為創造一種怪異的東西，我覺得不是大路，但是也不好說，也許會出來一種更有力量的東西。這東西不用反對，只是說他的水平如果不夠的話也沒用，他的藝術水平必須夠才行。
《中華兒女》：所以在您看來油畫這種技法是中立的，它並不代表西方，在您這兒並不存在東西方之間的界限和孰優孰劣的爭辯？
楊飛雲：不會，因為油畫真的是這麼好的一個東西。東方文化是什麼？是在這個地域，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形成的個性、氣質，然后他們創造的一種對自然的理解，對人生的感悟，對未來發展的追求，一點一點形成的文化特點。而它又不是一灘死水，是靠著一種交流，靠著和其他文化的碰撞慢慢形成的。在今天這個時代，已經沒有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可以獨立於世界之外。這時候如果還說油畫是別人的，電影是別人的，是不是太狹隘了？正如我們經常談論：基督教是西方的，佛教是東方的。其實佛教是你的嗎？佛教是從尼泊爾、印度，從西藏、東南亞傳過來的。所以人類文化有一個早期的形成和后來的變遷，關鍵是你堅守的東西是什麼？是民族的氣質，民族的審美特點，你這個民族在歷史長河當中積累起來的主體的精華，這幾個東西構成你的一個“本”。然后你可以學世界上的任何東西，那叫“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好的東西都該拿過來吸收。但是你要是變質了，說我要變成歐洲人，這個就麻煩了。現在的很多問題是出現在，搞現代的人反而跟人家學得太徹底了。油畫藝術已經一百多年，在中國已經很自然了，已經扎根了。而且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能像中國，有這麼多人在畫油畫，也沒有一個人群能像中國人，現在在油畫上有這麼多種類都在同時嘗試，從現代的到古典的，從最現實的到最抽象的。
《中華兒女》：那麼對我們的本土文化並不需要過多地去保護？
楊飛雲：如果把一個成熟的人放到紐約幾年，再放到非洲幾年，難道就變了嗎？你吸收了那兒的東西，回來以后比沒出去過的中國人多了兩個東西，但你還是中國人。所以我們現在令世界上很多人吃驚的就是，他們沒有我們的文化，我們卻有他們的文化。他們不可能擁有我們的古代文化，我們卻擁有他們的現代文化，而我們的古代文化在我們的血脈裡面。中國油畫，我是覺得未來應該創造出更好的東西。
《中華兒女》：您的作品也經歷了兩種風格，從前期非常細膩的寫實到后來相對寫意性的風格，您現在更偏愛哪種？
楊飛雲：繪畫對我來說可能有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畫的嚴謹，細膩一些，古典一點的。另外一部分就是比較書寫一些，實際上有點像工意和寫意這樣一個過程。越到后來，我畫的越來越寫意。隨著年齡的增長，人的認識、理解力都會慢慢的有變化。所以越到老了，可能畫畫越重視理念。還有一點是，抒發比描寫可能更重要。描述一個東西它是基本原理，但真正到了最后，是要抒發自己的情懷，抒發自己的感動。
《中華兒女》：中國油畫院成立之初您就擔任院長，從畫家到院長的身份轉變，是什麼心情？
楊飛雲：中國油畫院是中國藝術研究院成立的創作性的二級單位，我當時在藝術研究院畫油畫，年齡也最大，可能畫的也相對時間更長，所以讓我出任院長。我開始覺得不敢做，因為一直是個畫家，當院長沒有經驗。做了院長以后壓力特別大，有一句話叫責無旁貸啊，這個理解就特別深。因為說到中國油畫院，“中國”兩個字就擺在你面前。這份工作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鍛煉。做了六年多，有時候想一想就像做夢一樣，完全是趕鴨子上架。
《中華兒女》：那您會擔心事務性工作影響您在藝術創作方面的進一步深入嗎？
楊飛雲：畫家並不是一個閑人，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人，畫家的職業是和你的閱歷有很大聯系的。當然一些事務性工作肯定是用去很多時間，但是我現在越來越感覺到一個藝術家的閱歷，其實是他最最重要的東西。所以我做這個院長，整體付出很多，但恰恰改變了很多，我原來比如思維狹窄、淺薄，考慮問題單一等等，現在才能夠有今天的才華，這是我當院長這麼多年的一種視野上的變化。現在很多時候考慮的是中國油畫，而不是我個人的一張畫該怎麼做，這樣你反過來再自己定位的時候就不一樣了。成就一個藝術家的是他的心靈，是大量的閱歷，過去叫行萬裡路，破萬卷書。沒見過世面的人，沒行過萬裡路的人，他的視野就會狹隘。所以其實這個院長給了我很多的鍛煉，當然也帶來很大的磨煉，磨煉當中肯定有痛。
《中華兒女》：您現在還在教學，還在帶學生，您的教育理念是什麼？
楊飛雲：我們這個教學就是：把一些有品質、有才華的優秀的繪畫人才吸引過來，教會他們繪畫的一些根本規律，這是每一個畫家都必須掌握的東西。再一個就是讓一個帶有獨立天性的藝術家或者學生通過一種因材施教，看他是什麼苗子，根據他的天分引導他去走一條適合他發展的路子。所以在教學上，存在一個發現學生的過程。最終我覺得教育就是，教出一些有藝術才能的畫家，最后成為藝術家，有審美理想，有品格，有精神追求或者說人格追求的藝術家，這理想太高了，但其實就是這樣，如果不從這點出發，實際上教育是沒有意義的。
《中華兒女》雜志 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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